“阿拉伯之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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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蔺妍 发自开罗

中东踉跄步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第二年，叙利亚战事拉锯愈发血腥，黎巴嫩教派矛盾步步升级，也门暗杀爆炸隔三差五，埃及游行冲突此起彼伏，利比亚武器散落安全重建困难重重，平静的海湾君主国家的政权也愈发岌岌可危。

两年中，每一个横穿这片土地的外国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期待中的迷惘和混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重新阐释，对最初目标被淹没的怅然若失。旧政权走了，但几十年累积下的社会痼疾却并未离开。最初期待着欣欣向荣的“阿拉伯之春”，却泛起寒色萧条的“冬意”。

以“自由”之名，却换来动荡

班加西，战火初燃的那座卡扎菲兵营，布满弹孔的残破墙壁留下了烈火吞噬的黑渍。曾经的军队训练场改建为周末鸟市，赤色的夕阳拉开人们颀长的身影，一直延伸到草丛深处的墙面上，英阿两种文字的涂鸦写道：“我出生在突尼斯，成长于埃及；我在叙利亚长大，现在来到利比亚；总有一天，我会到达巴勒斯坦——我的名字叫‘自由’。”

从几万年前人类社会雏形初现，人们向往自由的脚步总是气势磅礴。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先后政权崩坍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在追寻所谓“自由”的道路上不出所料地承受着动荡之痛。

利比亚的强人政治轰然崩塌，带来的是宗派部落的分而治之，米苏拉塔和津坦等“国中之国”对周边城市“宣战”；大量中小型武器散落民间，使得持枪抢劫、血腥报复、部落仇杀等冲突频繁上演，仅去年3月份南部内陆城市塞卜哈的一次部落冲突，就夺去了147人的生命；更有大批被称为“前朝拥趸”的民众沦为难民，“如果连个家都没有，什么叫做自由？”

突尼斯的腐败家族仓皇出逃，却留下了愤懑无望的人民。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统计报告指出，2012年前三个季度因罢工和静坐等原因，突尼斯全国平均损失了19％的工作日，仅前10个月就发生了1500起罢工和1455起封锁公路事件。失业、待业青年焚烧雇主厂房、殴打竞争对手的恶性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新闻镜头里满是燃烧的轮胎和碎落的砖头。

进入第22个月的叙利亚危机，将脆弱敏感的邻国裹挟着一同跌入动荡的深渊。至今6万多人的死亡数字仍在攀升，50多万难民涌入土耳其、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一封又一封呼吁国际社会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的信函，迎来的却是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部署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新年伊始抵达土耳其南部阿达纳省因吉尔利克基地的美军士兵。

2013年1月1日的零点，叙利亚的孩子们没能像往年那样欢度，当地媒体人穆奇尔说，街上还是有人点起了烟花，小小的光亮，在远处炮火的大背景下显得柔弱而苍白。一位名叫萨拉赫的叙利亚男人在脸谱网上传了3年前的照片，装扮漂亮的圣诞树下是他和稚拙欢笑的女儿。战火又使多少个家庭人间天堂两相隔？

“民主”的幻境

苏拉德是来开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众多利比亚男孩里受伤最重的一个，手术的伤疤从胸腔一直延伸到小腹深处，说话时衬衫领口露出的纱布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作为一家的长子，苏拉德高中毕业做卡车司机月收入300多美元，也算够用。2011年他在反对卡扎菲的战事中受了内伤，注定无法再开货车或干其他体力活。未来怎么打算，他说还没想过。提起伤势他却无怨无悔，“这是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民主和自由。”

问他议会选举要选哪个党派，他马上说，不能有党派啊，那样会分裂国家的。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孩慌忙打断说，别理他，他不懂，党派可以有，只要不分裂国家就行。投票前夜，疯狂地按着喇叭欢呼的人们，也大多搞不清票选中“个人候选人”和“党派候选人”的区别。

最终，过渡政府总理贾布里勒领导的“世俗”联盟胜出。街头和投票站采访几十名选民后，得到的鲜明印象是——贾布里勒媒体曝光度高，且很有风度——仅此而已。大多数选民甚至不知道他代表的党派叫什么，更不用说竞选纲领和执政要点。

在利比亚，民主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多人愿意付出生命的民主，最后简化为一张选票。是不是能有更幸福的生活，却不是这一纸轻薄能够左右的。

伦敦出版的《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杂志在动荡后刊发的一篇题为“阿拉伯之春中岌岌可危的因素”的文章指出，推行民主的必要条件阿拉伯国家普遍尚未满足，如国民平均年龄过低、人均收入和教育程度有限、工业化程度低、就业率低、城市化进程不完善等等。民主之路，能否推动阿拉伯国家走向安定富强，还很难定论。

“变质的阿拉伯之春”

统治阶层建立权威的过程极为艰难，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倒台的旧势力企图东山再起，新兴的小势力伺机谋求扩张，于是当权的新政府则面临久拖不治的社会痼疾，同时艰难应付着革命民众的超高期待，如履薄冰，踯躅难行——“阿拉伯之春”国家进入脆弱而动荡的“后权威时代”。

“利比亚新外长未就职已辞职”、“埃及更换10位部长”，艰难的组阁进程盘踞着岁末年初的中东国家的新闻头条。在推翻独裁者的兴奋逐渐平息之后，“后卡扎菲时代”、“后穆巴拉克时代”，甚至所谓的“后巴沙尔时代”，境况各有不同，却都深陷泥潭。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去年年末的一篇文章“变质的阿拉伯之春”中指出，近两年的战争，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苦心建立的国家机制毁于一旦，公共服务不是完全瘫痪就是临近崩溃，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叙利亚人开始为自己的宗派社区的安全而战斗，而不再是这个国家——如果他们尚未逃亡家乡。”

这些问题却并不仅限于叙利亚。在埃及，激烈反对声中被总统指派上任的新检察长却公然提出辞呈，坦言“当初上任是在外力压迫下”，令穆尔西政权颜面大跌。“打倒穆尔西新法老”的示威游行在埃及全境引发了推翻穆巴拉克以来最大规模最血腥的冲突，议会被解散、宪法遭质疑、内阁频更换，埃及新政权在政策冗杂的机构层层实施的过程艰辛而缓慢。

利比亚，新政府人选也屡遭反对，组阁时限一拖再拖；突尼斯，本·阿里出走留下政权真空，伊斯兰势力与世俗阶层龃龉不断，旧政权高官重建政党新瓶装旧酒向执政党屡屡发难，议会数度面临解散困境；也门，部落、地区、宗派和派系争斗让政治进程沉重缓慢。

更令人担忧的是，阿拉伯国家普遍以繁冗而低效的政府养活大批既得利益者，卡扎菲的死讯、本·阿里的逃亡以及穆巴拉克的频繁病危，都不可能在“后时代”的短期内撼动真正吞噬国家资源的庞大利益集团。

这种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困境，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循环圈：新政府的民选合法性遭到质疑，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机构去执行新政策，统治能力十分有限——于是各类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的国家政策短期内难以实施——血腥革命后看不到生活明显变化的街头民众的不满又开始积聚，“打倒新政权”的呼声越发高涨。

qianqianemil

都是老美背后作怪~~~人家本事是之春！现在搞成之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