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位基金独董集体失语 独董制度11年无效生存

pindleskin

在基金公司投资屡屡踩中“地雷股”的情况下，除去基金投资委员会、高管、督察长等应该负有责任以外，身为基金公司独立董事究竟应该负有何种责任呢？

8月22日，全柴动力（600218.SH）发布公告：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下称熔盛重工）要约收购全柴动力计划不再实施，12个月内不再对全柴动力进行收购。

此消息一出，即导致全柴动力当日跌停开盘，午后虽然抄底资金入场，但是仍是连续两个交易日大跌，其实早在7月17日，全柴动力公告称熔盛重工与实际控制人全椒县政府商议延期的可能性时，悔婚的端倪就已露出来了，当天全柴动力跌停，从那一天开始至8月23日，全柴动力下跌了32％。

而持有其股票的基金也深受其害，其中以兴业全球基金最为典型。兴业全球视野基金2012年二季报显示，其持有756.3708万股全柴动力，位列第十大重仓股，占其基金资产净值比例达到2.35%。

此外，持有全柴动力的还有兴业趋势基金，全柴动力2012年一季报显示其尚持有200万股。进入三季度以来，全柴动力跌幅达到39.67%，这让兴业全球旗下的上述两只基金损失惨烈。实际上，这并非兴业全球基金首次“触雷”，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从遭遇“瘦肉精”事件的双汇发展（000895.SZ），到“虚假陈述”的紫鑫药业（002118.SZ），到“董事长被调查”的山煤国际（00546.SH），再到“产品不良反应”的金陵药业（000919.SZ）等等，均出现了兴业全球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身影。

在市场质疑兴业全球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投研能力的时候，作为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该负何种责任呢？毕竟按照证监会的规定，基金经理的任免需要三分之二的独董同意，而多次“触雷”之后，兴业全球基金公司的独董们却一直集体失语。

214位独董的豪华阵营

作为基金公司治理的核心机构，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基本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执行董事，即除了在公司董事会有席位外，还在公司有管理席位，即董事兼高管；第二类是非执行董事，即由股东派出的董事，不在公司任职，在公司不领薪酬，但从股东方领取薪酬；第三类，是外部独立董事，既不在公司任职，也不是由股东派出，他们代表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但从基金公司领取独董津贴。

自2001年中国基金公司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来，目前有65家基金公司披露了独董信息，在任的独董共计214位，平均每家公司逾3个席位。

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唯一不同的在于，基金公司独董均没有在其他基金公司兼职独董，这和一些身兼数家上市公司独董有明显差别。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告诉记者，这个区别基于基金行业与上市公司的本质不同，“每家基金公司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尤其是投资决策这一块，肯定不希望在其他基金公司已经出任独董的人来自己公司任职。”

那么，究竟是何等人物构成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又来自哪些行业、有何背景呢？

从独立董事来源看，目前，65家基金公司独立董事来源相对单一，“高校学者”成为独董第一大来源。214位独立董事中，98位是高校学者，其中，经济学院和法学院教授成为基金公司独董的主力军。

一位基金行业分析师向记者坦言，有些“高校学者”独董尽管具有高学历和名人光环，却不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与经历，缺乏财务与法律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更多的是起到‘花瓶’的作用，既然是‘花瓶’，那就选择一个名气响亮一点的。”

在这些“高校学者”独董中，不乏一些豪华班底。

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教授王江是业内知名学者，目前是大成基金公司独董；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出任金鹰基金公司独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为华夏基金公司独董、经济学家汪丁丁为泰达宏利基金公司独董、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为富安达基金公司独董、经济学家萧灼基是华安基金公司独董、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微博）是浙商基金公司独董……。

值得注意的是，现年已经79岁的经济学家萧灼基自2001年5月就开始担任华安基金的独董，一干就是11年之久。

“一般来说，基金公司独董津贴起步价在每年5万元，我们公司是10万元。”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告诉记者，基金公司独董的待遇平均好于上市公司，但是因为不对外公布，“所以业内最高酬薪的独董，根本难以知晓。”

基金公司在挑选独董的时候也千差万别，有些基金公司对于“高校学者”独董非常追捧。

宝盈基金公司三位独董全部是高校学者，曾康霖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屈文洲是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颖奇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任副教授。

融通基金公司三位独董也全部是高校学者，其中，田利辉是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职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施天涛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资本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杜婕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部启用高校学者作为独立董事的还有长安基金、易方达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纽银梅隆西部基金、诺德基金和万家基金。

上述基金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选择知名学者做独董，对于基金公司来说，除去“撑门面”以外，还可以利用这些学者的知名度和人脉关系拓展业务。

独董不懂

独立董事第二大来源是会计师和律师，即专业人士。 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1月16日颁布的《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员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基金公司独董必须“具有5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财务工作的经验”，因此选择律师和会计师作为独立董事是无可厚非的。

目前，214位基金公司独董中，有25位律师和12位会计师。

如中邮基金公司的三位独董，李丹是新华人寿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属于职业经理人；庄小明是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天民会计师事务所所长、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副总经理；龚志忠是律师，现为北京市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除去高校学者、会计师和律师以外，基金公司独董来源还有公司高管或职业经理人，以及现任或退休官员。

美国亚洲艺术文献库总裁Jane DeBevoise是工银瑞信基金的独董、北京富绅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李韦霓是益民基金独董、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徐景安是安信基金独董、广发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颂兴是信达澳银基金独董、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夏小华是光大保德信基金独董。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媒体人也进入基金公司担任独董。

当代金融家杂志社主编李哲平是国投瑞银基金独董、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是民生加银基金独董、《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是汇添富基金独董。

但是，这些专业人士在监管基金公司的时候，表现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专业。

景顺长城基金公司的三位独董搭配为“学者+律师+会计师”，其中，李晓西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召集人。

伍同明1972年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还是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HKICP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香港执业会计师（CPA）、加拿大公认管理会计师（CMA）。拥有超过二十年以上的会计、审核、管治税务的专业经验及知识，1972-1977年受训于国际知名会计师楼“毕马威会计师行”[KPMG]。现为“伍同明会计师行”所有者。

靳庆军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国际法专业法学硕士。曾担任中信律师事务所涉外专职律师，在香港马士打律师行、英国律师行C1yde ＆ Co.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发起设立信达律师事务所，担任执行合伙人。现任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记者注意到，伍同明和靳庆军在涂强“老鼠仓事件”期间就出任景顺长城基金公司独董，一个擅长财务、一个精通法律，结果还是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事后也无一人出来发表意见或承担责任，上述两位专业人士在监管上显然没有发挥专业知识。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坦言，目前我国在基金监管上更多的是借助于监管部门、托管银行以及设置督察长来加强对基金公司的监督，独董的监督作用并不突出，“独董在提名与任用上与上市公司类似，绝大多数是由大股东主导，独董的独立性难以保证。更有甚者，在一些基金公司，独董的任用成为大股东和管理层进行利益交易的工具。”

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因为“老鼠仓”获利较大，情节严重，成为首例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而时任长城基金公司独董的谢志华和刘杉如今依旧是公司独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