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pindleskin

  之所以探讨到人口领域的问题，是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人口与制度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



    任何探讨，都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理智的态度进行分析，煽动某种情绪有可能酿成不可逆转的后果，笔者之所以用刺眼的“反智”命名本组专栏，是因为看到了过多的文章在煽动情绪，把生育与种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并且使用了不恰当的类比。理智地探讨生育问题，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加体面、有尊严。在这方面，薛涌先生做得很到位。



    本文将从人口出生与水资源角度，继续论述计划生育、优生优率的必要性。



    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



    按照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较低水平：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出生人口为1604万人，出生率比2002年下降了0.93个千分点。2002-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603万人。



    从反映净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来看，2002年的6.45‰降至2011年的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其中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增长率处于中位水准。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及地区为79.8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为69.1岁，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看齐。据卫生部8月公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解读，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5亿也许用不了十年。



    在上述数据中有个致命的漏洞。在出生率计算中，没有划分高生育率与低生育率组群的不同，事实上，在我国有的地区出生率高，而大城市出生率较低。在设计模型时，这一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现在假定一组人群总人口为100人，男女各50。以简单的方法，分为A、 B两个组，人数各50。A组设定人口生育率较高，平均每个妇女替换生育率为3，而B组妇女选择不生育。如此一来，整个组群的平均替换生育率为1.5，甚至大大低于发达国2.1的人口替换生育率。



    且慢高兴——在经历一代人周期之后，A 组人群数为75；B 组人群数为0. 两组总数为 75; A 组生育率仍然是3, 但 B 组已消失，所以整个平均生育率窜升为3!也就是说，高生育率组别最终将取代低生育率组成，主导人口的出生。这一简化的模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组群人口出生的不均匀，会造成信息的严重扭曲，也会造成出生人口的严重扭曲，平均值不仅在计算收入时会误导，在计算人口出生率时也会误导我们的思维。



    当然，在计算出生率时，A组的下一代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不再维持高生育率。但这是需要前提的，也即这个社会的城市化、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多数上过上体面而有理智的生活。



    我国目前如何？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地区，2008年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54‰，云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6‰，海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91‰。与此同时，北京等大城市的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以北京为例，2007年以前数年，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到20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2011年，北京市自然增长人数与上一年比增加61053人。再看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2011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数为1277.9万人，而常住人口总数一年增加56.7万，2011年达到2018.6万人。有许多人希望居住在京、沪、深等大城市而无法如愿。



    据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其中有17%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光鲜的城市新区背后，是欧洲与非洲的区别，是把农民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成本隔绝在城市之外，是只计算当下的GDP而不计算未来所需要支付的庞大成本。如果把常住人口纳入城镇户籍人口，以最保守的估计，需要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成本。



    并不奇怪，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形成了消费两极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生育率的两极群体，而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笔者绝不主张对高低收入阶层进行不同的生育分配，这是纳粹人口学的前兆，而计生与优生优育则是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



    中国人口理论中有个严重缺陷，就是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数据。主张放开计生者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而支持计生者使用计生委的数据。相对中立的数据来自于第三方的研究，这一数据也并不健全。根据夏威夷大学East–West Center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根据对广东的研究，珠三角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90年到2005年，非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居民人口生育率反而较高，其中原因，有可能是本地居民的生育文化导致。虽然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但实际生育率要高于预估计。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对于人口的具体的田间详尽调研数据。



    至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增长，这些人最好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接近崩溃、人口增长巅峰之时，或者把这一套人口增长促进经济的理论向朝鲜等国家兜售。



    更致命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受到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束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下一章节中，详细展示中国这个贫水国是如何严重缺水，却又严重污染水源、浪费宝贵的水资源的。资源的利用率反映的是社会的工业化程度，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在资源利用率极低的情况下，与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口密度相比是不负责任的。



    笔者在云南的偏远山村，目睹村民在旱季来回三个小时背水、一天背两趟水的情形，以及整体缺水、污染的现象，难道当地的孩子还要继续这样的生活吗？